表演亦需要克制

史航:说到《地久天长》这部电影，我们都很喜欢，但我们喜欢的动机可能不同。咱们一直在说第六代电影，它跟观众的关系忽远忽近，但我觉得最合适的关系就是它通过表演来打动你，这是观众最舒服的状态，观众在我的主场就能被感动。

齐溪:说到表演，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些我们当时拍摄的一些小感觉。有一场戏是拍我跟景春哥在连江见面，然后在那个小旅馆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我当时真的就体会到了角色的心情，就是紧张，真的是非常紧张，看上去好像是很沉着的，但是其实是特别紧张的。因为茉莉跟耀军很久没有见面了，然后她其实是来做告别的，她其实来告别的时候她就是想犯个错，就是走之前了了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点小心愿。她自己也说了，她觉得她自己年纪也大了，像他们这个情况，去做一个漫长的告别，可能这辈子就再难相见了。所以那种紧张，是因为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当时在演那场戏的时候也特别紧张，其实因为我的戏份不算多，所以我差不多隔一两个星期去一次剧组，拍一场戏可能就回去了，再去拍别的戏。中间是来来回回的，每次都需要重新进入那个状态。但是景春哥真的是非常的沉着和非常的淡定去处理这样的戏，拍的时候他那边一直很稳，我看着好像一直在那儿笑或者是怎么样，其实却是非常紧张的。我自己和我的角色都非常的紧张，在面对一个自己以前一直很崇拜欣赏的男人，他现在就坐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情感其实是还是挺重的。

史航:你又是主动的，又是胆怯的，我觉得这不是去趟雷，是故意要去踩雷。她还得主动，不知道踩的是个雷，也不知道雷怎么样。

齐溪: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不会很确定耀军会要跟她要怎么样。导演对于这场戏的处理也非常地干净，他当时说我就要你们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剪掉。他根本不想在这两个人身上做更多。

刘春:确实没拍这段更多的戏是吧？

齐溪:没有。

史航:你失望了？

刘春:我总想看。

史航:不是，人家小帅要拍一个七绝，你非想拍成七律。

齐溪: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克制了。

谭飞:但其实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荷尔蒙的分泌。景春坐在那个小椅子上，你坐在床边，你们俩之间其实有一个空气的流动感。

齐溪: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紧张。

谭飞:我看出你的紧张了。

齐溪:我一开门那一刹那，其实导演就拍得很少，拍了大概两三条就差不多让你过了，但是我记得好像开门大概拍了五次，他会跟我说这一条你笑得再多一点，这一条你惊讶再多一点，这一条你再稳一点，他会做一些不同的调整。因为这个东西特别难把握这个分寸。多一点就不好，少一点也不妙。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些调整，大概拍了有五次。

大时代之下的岁月缩影

刘春:这个片子让人丝毫不感觉到疲倦和冗长，我觉得除了叙事，除了结构、除了演员的表演、除了里面始终存在着一种冲突和情感之外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岁月感。因为这片子正好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，我们在其中都是当事人，都是经历者。可能在人类的历史上像这么短的时间，从物质到精神、到社会结构、到每个人的心灵状况变化那么大的，我估计都很少。所以这个片子它的每一段回溯都是一段岁月，每一段往前走，都是岁月在往前走，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，在影片中一方面在感受人性、感受家庭、感受情感，但另一方面也在看到自己的过去。看到童年、看到邻居、看到自己的院子、看到自己小时候玩耍的河流、看到自己成长的街道、看到家里面从自行车变成汽车等等的方方面面的变化。因为我现在岁数大了，看到这些，我就特别容易感动。

史航:沉浸其中。

张杨:我看他工厂下班那场戏，其中没有什么语言，就是一个工厂下班，当然他可能致敬影史《工厂大门》下班。你看那些工人，我觉得他那个做得非常好，那些所谓的群众演员在那个整个概念里边特别棒，以及服装等那些东西。

刘春:就是进入时代感。

张杨:所以它那几段，就让我回到了那个时代的感觉。包括对这些群众演员的选择，我真的就感觉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一场下岗大会，那个镜头一出来，几百张脸往那儿一放，真挺震撼的。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，我觉得那些人每一个都是很具体的。

刘春:一张张脸，那个内心的丰富和内容，实在太震撼了。

齐溪:是的，所以说我前两天还在给导演他们发信息，因为我真的了解到好多人看过以后，都说《地久天长》真的是一个从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，全部都可以去看的一个影片。

刘春:是这样。

齐溪: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，每个人都经历了那个时代。都可以从这个电影里面捕捉到自己或有或无的一些感受。

刘春:我最近在微博上分享了我上高中的故事，就有很多人关注，也有很多人爱看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电影真的还是得多让年轻人去看一看。看什么？看他们的父辈，看中国社会的变化，很多他们匪夷所思，但是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。

史航:我们的过去也是他们的远方，人向往诗和远方，有各种的诗、风格，远方有各种远方，回头看也是远方，甚至没有这样的电影记录，慢慢远方就变得模糊不清。

张杨:所以我觉得王小帅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一直在努力地，然后用自己最切身的感受在记录这个东西，记录这个时代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导演的自觉性和他对电影的一种认识，或者对他生命的一种认识。他就觉得我应该去做这样的记录。哪怕再过十年以后，还是有更年轻的观众，他要去了解那个时代，需要去看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给它记录下来，就没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