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一段时间，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这部剧大热，它聚焦了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社会问题。

原来，一个犯罪案件，并不是定定罪、判判刑就结束了那么简单。

于是，更多的人去关注、去思考——

那些无目的的杀人案件，凶手动机到底从何而来？他们的心理是如何变化的？

而其实，早在50年前，天才作家杜鲁门· 卡波特就从凶手的角度出发，写出了《冷血》一书。

此书也影射了一些在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所探讨的社会现象，比如法扶律师的责任、精神病患的法律责任等等……

卡波特以1959年在堪萨斯发生的一桩灭门惨案为素材创作，采用纪实+小说的写作手法，花了六年时间才创作完成。

此书仅两周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榜第一位，且雄踞一年之久。

为了这部作品，卡波特整理了6000页笔记。

为了深入了解凶手，他找来最好的律师，不断延迟行刑日期。

他与凶手佩里不断深入交谈，久而久之，仿佛在罪犯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甚至像是爱上了他。

凶手视他为知己，但他为了完成作品的结局，又不再为罪犯提供帮助，以使行刑日期正常进行……

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冲突，卡波特赢得了凶手的信任，也利用着这份信任。

《冷血》这本书是卡波特的巅峰，但他也因此耗费了太多的心力。

此后，他为自己的残忍而无法释怀，再也无法写出下一个作品。

后因用药过度去世。

电影《卡波特》重现了他创作小说《冷血》的过程，深入地记录了卡波特这位“记录者”的内心世界。

电影的男主演菲利普·霍夫曼因这部电影获得了7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演。

影片另外还获得世界级奖项的多项提名：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提名，第5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。

卡波特是一个天才作家，因《蒂芙尼的早餐》一书成名。

在一次看报的时候，他读到了关于堪萨斯的一则凶杀案。

凶案非常残忍。

良善温和、广受尊敬的克拉特一家四口惨遭枪击杀害。

案件告破后证实，案犯为佩里和迪克两个年轻人。

两人最初只是为了入室偷盗，最后却将一家四口杀害。

他们得到的财物总共才几十美元，外加一副望远镜和一个收音机。

作家杜鲁门·卡波特受《纽约客》杂志之托，到堪萨斯写报道整个案件的纪实文章。

两人为何只因如此少的财物而动了杀机？

凶手在杀人之前，还让他们坐好或者躺好，在他们头下垫了枕头。

凶手杀人时的心理到底是怎样的？

卡波特产生了极强的兴趣。

起初，他本以为自己会害怕这两名凶手。

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。

尤其是他见到佩里的时候，他发觉，佩里其实脆弱、孤独又恐惧，还需要阿司匹林来缓解疼痛。

于是他决定写一本纪实作品，并坚信一定可以举世闻名。

的确如此，卡波特这本《冷血》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分水岭，开创了“非虚构写作”的先河，影响力时至今日。

他走访了大量的相关人员，包括警察、受害者家庭、案犯的家人等等，他更要深入案犯的内心，去探究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因。

一开始，佩里只是他的一个“研究对象”。

卡波特把他的恐惧和敏感形容成自己写作的“金矿”。

可是在一次次与凶手佩里的交谈过程中，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的卡波特，却无法保持住旁观者的心态了。

因为他发现，他和佩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。

卡波特是一个同-性恋者，他从小就被当成异类。

佩里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，正如卡波特的写作天赋。

他们都从缺失父母的关怀。

家庭的不幸，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

甚至他的朋友（哈珀•李，著有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）问他，“你是不是爱上佩里了？”

他说：“感觉像是我们生长于同一个家，但是我从前门出来，而他走的是后门”。

与此同时，凶手佩里把卡波特当做是知己，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了他。

甚至期待这本书或许可以使他免于死刑。

可佩里不知道的是，卡波特以非常冷静的笔触还原了凶案的原貌。

在他的书中，他冷眼旁观着整个案件，冷冽地剖析他们两个凶手。

的确，一方面，卡波特同情又关怀佩里。

他给佩里请最好的律师。

在他绝食自杀期间陪他（注意这个眼神）

另一方面，他又需要利用佩里来完成自己的创作，把佩里当做自己的一颗棋子。

他对佩里隐瞒创作进度。

他在外面对自己博眼球的《冷血》这一书名大谈特谈，又在佩里面前将责任甩给出版商。

他掌握了佩里的故事，最后又需要他们的死来要为自己的小说提供一个结局。

不得不让人觉得，他的关怀，其实都像是在功利地追逐自己作品。

最后，如他所愿，佩里被判以绞刑。

他十分内疚又痛苦，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，去见了佩里最后一面，哭着对佩里告别。

在小说中，他写道：“最难过的是说再见的时候。尤其是你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，也知道他的归宿。”

直到佩里被绞刑的刹那，卡波特也死了。

他的朋友也说，“事实是你并不想救他们。”

原著小说名字《冷血》，仿佛既是佩里和迪克两个凶手的冷血，也是卡波特的残忍。

佩里解脱了，但卡波特余生却都难以从中再走出来。

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来评判卡波特这位天才，但我们看到了其中，一位作家在自己冷漠与情感中的挣扎。

之前看到有人说:

作家，似乎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。

就像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盖茨比这个角色，也影射了作者菲茨杰拉德自己。

他经历过穷困潦倒，也通过处女作《人间天堂》一夜暴富。

他的朋友马尔科姆评价他：

“把自己分成两半，一半沉迷于豪宅中的派对，不醉不归，

而他的另一半却冷冷的站在窗外，派对背后的幻灭和事实，

他都能算得仔仔细细。”

不止作家，很多时候，一些职业责任也需要我们在职业追求与人性伦理之间做出选择。

在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，李大芝在崩溃的边缘，一名学长给了她关心和帮助，可这个学长却是借此接近她，将她当做自己的新闻素材。

在电影《去年冬天与你分手》中，一个摄影师为了拍出死者死时的样子，不惜眼睁睁看着模特烧死。

一些纪录片中，因为镜头不能介入到事件当中，甚至让人觉得有些“残忍的真实”。

还有很多。

有人说，你要事实吗？那你就要去观察。你要价值吗？那你就要选择。

反过来再看《卡波特》这部电影，在记录卡波特心理变化过程的同时，又何尝不是以一种冷酷无情的视角看待卡波特的道德崩溃。